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百年梦想,其中农业现代化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属于基础性、约束性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乡村振兴,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许多研究像工业现代化一样,提倡以西方模式为师,发展规模化、设施化农业。近日,温铁军教授等人撰写的《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和农业可持续》一书上市,用独树一帜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内生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书中用较大篇幅分析人类文明发展受气候变迁的巨大影响,论述了气候变迁、浅表地理资源决定的多样性农业起源与东西方人类文明的差异。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维度,提出了农业1.0到农业4.0,即农业殖民化、农业工业化、农业三产化和农业社会化,归纳出世界农业在当代呈现差异化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莱茵、东亚等三类发展模式,构建了农业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同时,从国际比较视野总结三类发展模式特征,分析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因素,提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条路被称之为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可持续生态发展道路。
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也是对“两山+两化”思想理论的直接体现。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属性,农村具有“共存、共生、共享”的三共特征,由此,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农民的生计、农村的就业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在21世纪全球资本过剩的大趋势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型,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愈益明显,其价值化过程就会吸纳越多货币化和资本深化的金融增量,中国复兴“三农”之路在于推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
农村生态资源是指当前农村大量存在的具有多样性特征和生态功能且经济价值还未完全显化的山水田林湖草和其他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具有三方面功能:一是提供水资源、优质空气等物质产品;二是产生水源涵养、固碳等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三是提供旅游观光、生态疗养等生态文化服务。
农村生态资源具有五方面特征:一是公共性,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二是既有地域性也有整体性,比如“高山冷凉小气候”是地域性,全球气候变化具有整体性;三是立体性,呈现空间一体化资源特点;四是个体消费的不易量化性,个人消费无法进行计量;五是价值多维性,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等。同时,由于农村生态资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其产权边界时模糊的。
具有稀缺性的农村生态资源变成生态资产,进入市场转变为资本流动起来,是生态价值的最终体现。同时,农村生态资源是农民重要的物质保障和非物质保障,承担着生存和文化延续的功能,所以,农村生态资源所有者或依赖者不会单纯从经济理性和市场思维来行动。
为保护农村生态资源,也因为特殊的人地关系及经济社会结构,我国农业无法模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发展单一作物区划和满足资本下乡主导的产业化农业,而应因地制宜地走精耕细作的中国特色循环农业发展道路。
当前循环农业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物质循环利用模式—“种、养沼”结合;二是减量化生产模式—有机认证农产品;三是生态产业园模式—休闲旅游与传统农业结合。好的循环农业模式可以解决农业产生的污染问题,同时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实现综合“正外部性”最大化的同时,不产生现代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环境立体交叉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等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推动农村生态资源的可持续。
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是将生态物品由资源变为资产并进一步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可以被称为农村生态资源的资本化。在“两山+两化”的指导思想下,生态资产的资本化是实现生态资产价值并增值的有效方法,是农村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通过生态资产资本化运营,利用市场经济手段保护农村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并直接或者间接创造利润。
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关系国本的国之大计。一是乡村振兴助力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是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发展三产融合的多种业态,其物质基础不再是一般农业的“三要素”,而是具有多样化、整体性和系统性,能够满足城市市民需求的农村生态资源。
二是宏观经济风险化解器。生态建设如仅停留在生态保护,必然以财政直接支出作为主要经费来源,几乎不可持续,再面临新形势下的乡村大规模基本建设、产业发展等需求,地方财政负担会进一步加大。当前,全球产业、商业和金融资本全面过剩,聚集在城市的资本必然会进一步吹大泡沫,放大风险,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和金融争端,使得国内过剩的资本要么找到新的场域,要么大规模外流。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能将农村大量沉淀的没有被货币化和资本化的生态资源价值显化,就可以在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吸纳流动性。比如,目前金融市场的一般投资品的回报率是4%-5%。而南方林木资源一年的平均增值率已达8%-10%。所以,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促进生态资本深化,不仅能将生态保护由成本转化为收益,还能实现“金融替代财政”,缓解地方财政负担,吸纳过剩的流动性,降低金融风险。
三是城乡融合连接器。乡村农民和城市市民构成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新时代的城乡融合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旅游、休闲体验等市民下乡消费行为,而是要革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藩篱,促进市民下乡进行投资与农民形成多样化的财产关系。同时,通过城乡文化融合创新、农民市民共建兴趣社群、市民参与乡村治理等多种形式构建城乡之间的深度互动关系。
四是乡村治理重构器。近几十年来,“去组织化”倾向的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仅将延续千年的乡村村社自治的低成本治理模式打破,还釜底抽薪地彻底将治理的经济基础连根拔起,导致乡村治理面临不断攀升的治理成本。重构乡村的低成本简约治理体系,首先要夯实治理的经济基础,在耕地、宅基地和部分林地已分到每家每户的情况下,村社集体占有的集体林地、水域和空间资源成为集体组织经济增值收益的可能,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农民的再组织化和乡村低成本有效治理体系重构。
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前提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中间人”。集体经济组织之所以重要,在于只有发挥集体作为资源产权归属主体的作用,才能对农村生态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排他性占有和开发,而且乡村生态化转型对生态资源必须是整体定价,而非分散定价,就必须借助以地缘为财产权边界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对外合作“中间人”可以化解交易费用,利用村社熟人社会的特征和集体资产的杠杆作用将全域农村生态资源集中,再发挥资产经营管理作用,与不同经营主体进行谈判,最终形成全域农村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同时,通过股份化改革,促使农户较为平等地享受集体资产增值的收益,并用集体的留存收益接济和支持贫困家庭,促进村社收入公平分配。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掌握了一定的资产、资源和资金,发挥了提供社区公共产品、调动村民社区参与等作用,可为乡村治理提供支撑。
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的三级市场模式。一级市场:做市商。村集体作为村域内部“资源整合者”,以具有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城市市民需要为标准,对全域即整个村庄范围内的所有资源做出勘查,完成村内涉及三产的资源的内部“初次定价”,依法统一由集体所有,按政策做股到户,这个过程依靠村内组织等社会资本与传统关系促使形成村民股权的交易合约结构化,使之可以再内部做价值化流转。
二级市场:对外引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承担村域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将在内部完成了初次定价的资产参股或“发包”给村内以合作社为主的不同经营主体,也可以同时依据合作社法引入外来投资主体,形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il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的组合投资和三产化资源的多元开发;所取得的资产收益应该在做出一定扣除之后按股返还村民,以此体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并且,县级地方政府及其涉农部门作为公共资产PPP量化到村之后仍然保留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应该积极引导县内可控公司(如供销社、信用社农商行等)先行介入二级市场,通过促进县域交易实现对村级资产在乡镇级的合作重组,提升空间资源价值化集合谈判的层级。
三级市场:地方性“场外交易”。把地方性“场外交易”作为直接融资渠道,促进资源性资产的直接融资,活化大量占压的地方财政投资,发育地方性的板外资本市场,推动乡村集体股权资产委托交易的证券化,实现全域生态资产可拆分交易,进而对接外部过剩的金融资本。同时,地方“场外交易”的退出机制设计及其运行,都与交易品对应实体资产的不可移动性有关:在这种板外市场上的投资人需要退出的时候,实体资产所在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按照一级市场初次定价的价值扮演“回购商”角色。(制度设计如下图)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语境下和“两山”理论指导下的乡村振兴,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乡村发展,而是具有明显空间资源开发特点的山水田林湖草内在要求整体性系统开发。乡村生态资源具有公共性和多样性,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背景下,乡村旅游、运动、休闲以及养老等业态快速发展,阳光、泉水、空气、山林、湖泊、湿地等在确权后通过入股、流转等方式,其价值将得到重估,再加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其将首先成为村社综合合作组织等一级市场为基本单元的主体性资产或资本。随着创意设计企业、社会组织、电商等多元主体经营者的进入,又促发形成了二级市场的资产增值机制。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国家供销合作社可以通过官方给定的可减免审批程序,直接使用信用额度入公共股到农民合作组织。这不仅会引导农民从事信贷等具有相对稳定收益的金融三产业务,也拉动了当地各类社会服务流通业的发展,构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资源资本化和市场化的一、二、三级市场的基本体系。三级市场的体系化构建,能够将人气和社会资本引入乡村,推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促进人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全面修复,实现农业的真正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回归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文明,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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