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罗芳的故事只有很少人知道。她是那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学生，在迎新晚会上跳开场舞，带班里女生打篮球，毛笔字得过全校书法比赛一等奖，学业成绩一直保持班级前五名。
这个女孩和善，爱笑，生活的苦涩被她藏在深处。她小学时，母亲去世，父亲无力养育孩子，姐弟三人由奶奶抚养，生计艰难。他们姐弟三人都被送进了福利院。福利院帮助他们完成了学业，姐姐今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到贵阳一所中学任教；弟弟刚刚高考结束,在等待一段新的人生旅程。罗芳则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立志成为一名生物教师。
研究社会福利制度的学者，称福利院为“安全网”。那些遭遇过噩运的孩子在这里生活费、学费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孩子们可以借助这张“网”跳到更高或更远处。罗芳曾经生活的贵州省铜仁市儿童福利院，近8年有19个孩子考入本科、大专，还有几十个孩子读中职。
进入福利院之前，这些孩子或被父母遗弃，或父母去世。他们曾辗转于亲戚家，有的被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福利院接住了漂泊无依的他们，在这里他们开始重新奋起的弹跳。
罗芳上大学那年，福利院的一位工作人员送她到学校。这位工作人员像送孩子上大学的普通母亲那样，陪罗芳走在大学校园、一起买生活用品、铺床——在罗芳11岁那年雷竞技APP，也是这位工作人员把她接到了福利院。
到福利院以后，她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八九个来自福利院的孩子，这时她没觉得自己有何特别。在学校里，福利院的孩子很好辨认，他们总是穿同款的衣服、背一样的书包——这是采购服装的工作人员为了方便，统一买的。
回忆初来时的场景，罗芳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印象中，11岁的她牵着弟弟，平静地跟大伯母告了别，从此住在这里。
不是所有孩子都这样平静地接受转折。杜军宝小学毕业后到铜仁市儿童福利院，升入初中。初一刚开学，大家轮番自我介绍，轮到他上台时，他坦诚地告诉新同学，自己住在福利院。从大家惊讶的反应中，他才知道，这不太正常。
有次上课，班上一个调皮的男生忽然大声指着杜军宝说：“他是孤儿！”这个原本活泼的男孩变得沉默，忍过了初中三年，中考后他选择到另一个区去读寄宿制高中，到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铜仁市儿童福利院的书画老师黄毅觉得自己特别能体会孩子们的心情。来自农村的他6岁时双腿残疾——在30年前的贵州农村，这意味着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家庭的希望变成全家的负担。残疾的阴影在他心头笼罩了十几年，他变得多疑：“别人看我跌倒了扶我起来，也觉得人家是看我笑话，不是真心帮我。”
因为自己坎坷的过去，黄毅能够理解，孩子们为什么不愿意对人提及福利院——他们封闭自己的内心，不会轻易信任别人，害怕受到嘲讽。
对于跟他学书画的孩子，黄毅常说：“不要觉得自己是福利院出来的，不敢说。要勇敢面对，把光展现出来，别人会非常敬佩你，还会帮助你。”
罗芳来到铜仁市儿童福利院的2011年，这家福利院刚刚建成新楼，工作人员到铜仁各县走访，招收了几十名儿童。不少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借住在亲戚家。
在大人看来，送孩子到城市接受教育，无论是从教育质量还是经济上考虑，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对孩子来说不全是这么回事。有的孩子记得，家人把自己送来后就离开了，这让他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在福利院，孩子们保持着一种默契，既不问对方为什么来福利院，也不打听别人家里的情况，对于过去的伤疤，彼此心照不宣。
当罗芳来到福利院附近小学上学时，张庭辉还在家乡的乡镇中学读初中。他年幼时就失去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和奶奶生活，后来父亲中风，这个农村家庭只能依靠奶奶支撑。
张庭辉原来在乡镇读初中，这名勤奋的男生一直在班上保持第一名的成绩，中考时还考了全镇第一名。中考完的那个暑假，村干部、学校老师、乡镇干部等好几拨儿人纷纷告诉张庭辉，他可以去铜仁市福利院。
大家都知道他家的情况，在人们看来，这个机会相当难得：这个成绩优异但家境贫寒的孩子去了福利院，就不用再操心高中的学费、生活费，就连以后上大学的花费也不用担心。
张庭辉初中班里30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学生初中毕业后打算继续上学，或读职高或读普通高中。张庭辉犹豫过要不要出去打工养家，但他喜欢上学。老师劝他，没有文凭，出去打工也做不了什么。
张庭辉决定听从大人的建议，去铜仁。在铜仁三中，这个习惯了考全班第一的好学生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成绩只能垫底。
院长童福权说，很多来自村镇的孩子刚到市区上学时都会经历这种落差。但他也注意到，福利院的许多孩子只是基础差，来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市区学校，适应一段时间，一般能追上来。
张庭辉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让成绩逐渐升到全班中等。读高中这三年，偶尔赶上老师放学早，他会去河边转转，捡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这种不花钱的爱好是他单调生活的调剂。
在福利院附近小学、初中走读的孩子们明白，放学后不能出去玩，大孩子外出要请假，只能出去一两个小时，同学聚会很难完整地参加。
对于天生好动的孩子来说，福利院的生活严格、规律，甚至有些无聊。这里像家，但又不完全像——孩子们不能穿着拖鞋睡衣在食堂吃饭、在操场上玩，出了宿舍区就得衣着整齐。每天一成不变地上学、放学、写作业。在院里待得实在无聊了，孩子们想吃烧烤，就推举一个胆大的孩子去跟院长说——这些请求一般会得到许可。
这座小城市，没有知名教育培训机构，过去也没有课后托管服务。但在福利院，晚上七点到九点是固定的作业辅导时段，福利院老师晚上轮班辅导小学生、给他们检查作业，院里还曾专门聘请过初中教师来辅导初中生。
前些年，福利院请过老师教各种乐器——琵琶、二胡、钢琴、吉他。罗芳学过书法，也学过国画、钢琴。书画教室的墙上如今还裱着她的小楷：前程似锦。
小学、初中这几年，孩子们大把的空闲时间都在福利院度过。罗芳喜欢上了打篮球，这个白皙纤瘦的女孩喜欢一直赢球的感觉。罗芳的手机里还存着一张夜幕下篮球场的照片，在大灯的照耀下，篮球场地上绿色的胶皮泛着光。福利院里的空地不大，一大半被篮球场占据。这个设施不算精良的球场，在她眼里美极了。
罗芳还记得她刚到福利院时，这个“新家”的样子：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除了篮球场还有一栋L形的五层楼房。待久了的孩子，习惯用楼层来代指不同的群体或生活空间，“四楼她们”是指上了学的女生，“二楼他们”是指上了学的男生，“三楼”是特殊儿童的康复区域和婴幼儿的生活区域，“五楼”意味着福利院的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福利院的老师常常自称是孩子们的大家长，他们分别负责管理男生部或女生部，去学校开家长会、向老师打听孩子近期的表现。
高考前两周，青管科老师张如蓉打包牛肉粉、加个煎鸡蛋，去看望在铜仁八中住校的孩子。在铜仁二中走读的孩子，可以跟她到学校附近餐馆吃顿好的，改善一下伙食。
张如蓉最怕孩子生病住院。孩子生病，大人操心。杜军宝是张如蓉带大的，在贵州民族大学读大一时，他因参加足球训练受伤，脚踝骨折。张如蓉知道，这孩子的脚以前就受过伤。这次又听说杜军宝受了伤，她实在不放心，就去了一趟贵阳。见到杜军宝，张如蓉像所有操心的母亲一样唠叨：“你要注意啊，这条腿再受伤就不行了。”
孩子们渐渐依赖、信任这些朝夕相处的老师，老师们也谨慎地恪守相处的界限。比如填报志愿时，福利院的老师通常只给出指导，不会直接干预孩子们的选择。
高考出分的那个夜里，张如蓉坐在家里等孩子们的成绩，等到凌晨一点多钟才睡觉。她渴望第一时间知道孩子们的高考成绩。
最近五六年，张如蓉负责帮高考的孩子们指导填志愿，为此她特意向铜仁一中的老师学习填报技巧。
张如蓉注意到，报专业的时候，女生喜欢报护理或师范专业。她们认为，护士和教师的工作都适合女孩子，也好就业。在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大家往往首先考虑未来的就业。很少有人特别提到“兴趣”。
未来工作稳定、好就业，是孩子们填报志愿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福利院这张安全网，在学业终结时就会撤走——生活在福利院的孩子，如果不继续读书，18岁要办离院手续；上学的孩子，只要一直往上读，福利院就一直供下去，最终毕业那年的10月，要办离院手续。
问答网站上，有人分享过自己离开福利院后的经历：有段时间失业了，租不起房，辗转于最便宜的青年旅舍，居无定所。别的年轻人失业了，仍有父母的接济或住在家里，但这些孩子，只能依靠自己。
这也是院长童福权近年来一直呼吁社会关注的问题。他希望有关部门多关注一下这些离开福利院的孩子，比如提供政策性保障住房，让他们有个安稳的住处。
学习市场营销专业的龙文浩，毕业前在北京一家体育培训公司实习了两个月，每天上午打一两百个推销电话，下午蹲在学校门雷竞技APP口，见小孩就问：“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感不感兴趣？”
这和龙文浩熟悉的生活太不一样。福利院的宿舍宽敞得可以打乒乓球，在铜仁市区，花12元就能吃一大碗鲜切牛肉粉，厚厚的肉片卧在上面。而在北京那两个月，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夜里11点多才收工。这家体育培训公司的运动场馆分布在北京几个城区，龙文浩原以为工作之余可以顺便打打篮球，但每天累得只想瘫在半边床上——为了省钱，那个小卧室由他和大学同学合租，两人分享一张床。
他在广州一所高校读对外汉语专业，他听说，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在广州很受欢迎，原计划在广州工作两三年再回铜仁，但他得面对现实：父亲病重，奶奶年迈，他必须离他们近一些。
福利院的人告诉他，他可以来福利院暂时过渡一段时间，做一个公益项目的社工，边工作边考编制。
张庭辉从男生宿舍搬进了位于福利院大门外的职工宿舍，每天中午陪不想睡午觉的孩子在活动室玩，孩子们放学后，带他们剪纸、串珠子，晚上给上小学、初中的孩子辅导作业。
福利院的人依然像以前一样很照顾他：不给他布置太多工作，让他安心备考。但他说，他们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大家还会照顾到他的感受，人多时，从来不会当面问他考试的情况，只在单独遇到时才问。
张庭辉觉得愧疚：“大家都这么关心你，你还老考不上。”张庭辉开始失眠，整夜地睡不着觉，只有每天中午送孩子们上学后，才能趴在活动室的桌子上睡一个小时。
张庭辉问过很多在福利院工作过的孩子，大家和他一样，不愿意在大学毕业后继续在福利院叔叔阿姨的庇护下生活，更难以承受那份无形的压力。
张庭辉目前还没有后悔。他花四百元月租租了间房，对新住所很满意，这里有空调、热水器——铜仁夏季炎热，这两项是必需品。
福利院的另一位老师帮他介绍了现在这份工作。如今张庭辉每天花十几分钟骑车上班，工作不忙的时候还得准备考试。
年轻人总要适应新的生活。罗芳也正在为此努力。她担任班里的文体委员，参加书法比赛，赶在篮球比赛前催促班里女生训练，尽管比赛成绩不好，但她觉得至少试过了。
这名对未来做好规划的女生正在准备考研，她计划继续读师范方向，以后当老师。
院长童福权对此也很有信心。出身农村的孩子常常只注重学习、不习惯大学丰富多彩的生活。但他认为，自己带的这些孩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度过了高中敏感多疑的阶段后，福利院的生活对罗芳来说是一段并不特别的经历。每学期刚开学或临近放假，她会格外想这个“家”。尤其是快放长假的时候，福利院的孩子们一个劲儿催她：“姐姐，别人都放假回来了，你怎么还没回来？”
一个小姑娘跟罗芳的关系尤其好。罗芳放假回来，小姑娘就挤到她床上一起睡，罗芳给她扎小辫、聊天。这次期末考试前，罗芳向她许诺：要是语文数学都考到95分以上，就奖励雷竞技APP她一个新的、更大的芭比娃娃。
开学前，妹妹们可怜巴巴地替罗芳数着：“你还有5天就回去了”“还有4天就回去了”……听得罗芳也心酸起来。食堂的阿姨则炒罐油辣椒，让出去上大学的孩子们捎着。
福利院承载了孩子们动荡不安的过去。有的孩子走出福利院，消失在人海中。绝大部分孩子，按部就班地升学，过年过节给福利院的老师发祝福信息、带特产。
在这个院子里，孩子们可以度过安稳的童年。上了大学的孩子，愿意和书画老师黄毅聊人生、聊社会。看出孩子心情不好，黄毅就给他泡杯茶，一边写字，一边聊天。写字讲究平衡，黄毅提醒孩子们：“写字就像做人一样，你进了，我就退一点；你粗了，我就细一点。”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坦然面对人生中这特殊一页。一个女孩毕业后远赴新疆，结婚生子，面对陌生人的打探，她声音强硬、充满戒备。
她依然给福利院的老师和孩子们寄红枣、核桃、葡萄干等特产，但福利院已成为人生中不愿翻开的一页。
福利院一楼大厅有面“荣誉墙”，院长把孩子们挣得的荣誉挂在这个显眼的地方：大到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小到学院趣味运动会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