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人们成了陈方院长日夜牵挂的“家人”。 均 蒋迪雯 摄
福利院的床位越来越吃香了。交到陈方手里的“条子”与日俱增，这个有点执拗的院长依然秉持他的原则：没有特例，不收“条子”。
各级领导托来的私人关系，陈方总是挡驾的。在他眼里算得上“特例”的，一是有需求的福利院员工家人——他说 “我们员工社会地位太低，只有这点能让他感到些许自豪”；再便是区里领导托来的特殊困难对象。但有一次，陈方为一位老人主动开了“口子”。
对方并不是区里点名的“困难户”，也没有走排队程序，只是听了对方亲属的一次哭诉，陈方就决定把他接进来。这多少有点破格，陈方告诉同事们雷竞技APP，自己“动了恻隐之心”。
在成功地打动陈方，让哥哥破格住进福利院的几个月后，弟弟突然对福利院翻了脸，因为哥哥的脚烫伤了。
在旁人看来，弟弟似乎应该感谢陈方才是。如果没有后者的坚持，也许哥哥根本住不进这个让许多人等待的地方。对这个家庭而言，福利院已经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陈方是被兄弟俩的遭遇打动的。他至今记得弟弟第一次找到他的情景。弟弟自己找上门，他恳求陈方：一定要帮帮我哥。
兄弟俩出身单亲家庭，从小由母亲养大。文革期间，哥哥插队落户，多年后回到上海，一直没能成家，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哥哥的生活始终不顺，经济拮据不算，又患上糖尿病，行走日趋不便，视力也急剧下降。
这些年，几乎都是80多岁的老母亲在照顾60多岁的大儿子。偏偏那一次，老母亲不慎跌倒，摔成了上臂骨折。这下，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哥哥住进了福利院。陈方和工作人员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直到有一天，哥哥在泡脚时感到水温不够“过瘾”。他要求护理员添热水，热一点，再热一点。护理员听命照办，不曾想，一下造成烫伤。
当初前来苦苦相求的弟弟，这回大吵大闹。在场的同事感到“冤极了”。有人责备陈方：“想当初，为什么要菩萨心肠？”
医生出身的陈方知道，糖尿病人神经末梢感知力比常人迟钝。当泡脚时的水温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警戒线时，糖尿病人却可能不觉得烫。如果水温令他们感到刺激，危险往往就发生了。
熟悉陈方的人知道，他对“专业”有特殊的兴趣。每一位进入闵行区社会福利院工作的员工，都要接受严格的专业业务培训。陈方要求他们“掌握医学知识比普通养老工作人员多，护理工作做得比医院好”。但当初针对护理员的培训中，偏偏少了“糖尿病人的感觉神经末梢”这一课。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陈方把员工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们要反思，一件好事，为什么没有做到让对方100%满意？”
开始感到忿忿不平的员工们，渐渐习惯了陈方的决定。后来他们知道，在福利院，类似的故事常常发生。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一位老人猝然离世。按惯例，老人的遗体需从房间转送至福利院的太平间，等待第二天殡仪馆车辆的到来。但这天，照例前来搬运遗体的工作人员，却被家属挡在了门外。工作人员无奈打电话叫来了陈方。对他们而言，只有院长才能对付这样“讲不通道理的家属”。
陈方从家里赶来了。他拉着年龄相仿的老人儿子的手，耐心地解释：“你看，同屋还有其他老人。如果是别的老人去世了，我把他放在这里，你的父母在边上会怎么想呢？”
对方被说动了。因为“买院长一个面子”，老人的遗体被送进了太平间。但对陈方而言，事情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老人的遗体从福利院运走的那天傍晚，陈方再次召集福利院同事开会。他把大家带到了平时很少涉足的太平间。
“大家将心比心，”陈方站在太平间里问，“如果换做自己的长辈，我们愿意把他们送到这里吗？”
太平间位于福利院一角，一间独立的小房子里。这里只有一张临时放置遗体用的铁床，地是水门汀，四壁空空如也。
对福利院而言，这样一间太平间堪称标配。没人觉得有什么异常，陈方却首先反思：这里太简陋，“没有人文关怀”。
“那个儿子态度是很粗暴，但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我反而觉得他很好。”陈方重新提起前一晚的遭遇，“他不忍心把母亲放在这么冷冰冰的地方。他是个孝子。”
几年后，陈方向记者回忆起此事。就像当年那样，他再度认真地解释“福利院太平间”与“医院太平间”的微妙区别。
“在医院，死者送进太平间是规矩，家属心里对此未必接受，却必须服从。”陈方说，“但福利院不一样。潜意识里，老人和家属是把这儿当家的。”
那天，陈方当场拍板决定，要对太平间进行改造。福利院出资3万多元，为这个冰冷的房间铺上木地板、刷了墙，并贴上了温馨的装饰画。安放遗体的床换了新的，陈方买来几把带软垫的椅子，家属如果需要，可以坐在一旁陪护一阵，而不是将遗体一送了之。
他还在屋里放上了绿色植物。后来的逝者家属发现，原本冰冷的太平间变得不像太平间了。为了照顾家属的情绪，陈方甚至关照全体员工改口。这间屋子从此不再叫“太平间”，改称“告别室”。
“后来，再也没有因为太平间出现过矛盾。”陈方说。这笔几乎没有一家福利院会花的钱，陈方花得很欣慰。“这个福利院，真的像家了。”
在闵行区社会福利院，即便被认为“最难伺候”的失智失能老人，陈方都有一套办法。“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会想，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对老人好？”老搭档金杭梅说。共事多年，这样的观念她和同事们也听陈方灌输过无数次。日常对话中，陈方常常反问他们，“如果老人是你的长辈，你会怎么样？”
他极其强调专业的作用。“别以为护理就是端屎端尿。”陈方告诉身边人，对待不同的老人，你得“对症下药”。比如对待烦躁吵闹的失智老人，一般的护理人员会打一针镇静剂。但在陈方这里，打镇静剂恰恰是大忌：“失智的根源是脑萎缩，用镇静剂，反而会加速脑萎缩的进程。我们要思考的是，老人为什么会烦躁？”
在陈方的影响下，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都有一套秘籍式的小动作。他们会适时捋捋老人的头发，或者为老人扣上一粒扣子。这些通常只有子女对父母做的举动，往往击中老人们的心坎。
久而久之，许多老人对陈方和同事们产生了依赖。有的护理员稍稍离开片刻，其所负责看护的老人就会唠叨不停。陈方告诉护理员：当你被老人这样惦记的时候，你正在享受福利院里的“最高荣誉”。
“他们真的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88岁的严阿婆这样描述陈方和他的同事们。她已经在福利院住了9年半。与许多老人一样，她“早就不想走了”。
大多数老人和家属都感谢陈方的工作。不过，偶尔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家属。因为老人在福利院跌倒或者其他种种琐事，陈方和同事们没少挨骂。
福利院员工有时会有点“胸闷”。他们难以理解，自己分明是一片苦心，为何会换来对方的迁怒。很多时候，福利院一方确实没有错。
一贯在业务上顶真的陈方，这时却常常会松动。他努力与对方解释，但一旦暂时讲不通道理，他往往主动缴械投降：“不争了。”
在陈方看来，比起尽快解决老人的问题，与家属争个你短我长显得毫无必要。他告诉同事们，对方再尖刻的批评，也可以成为自己提升工作的动力，只要一切是为了老人。
福利院工作人员需要24小时轮值。在排班表上，每周六那一栏永远写着陈方的名字，雷打不动20年。在陈方看来，周六是家属来福利院最多的一天，“我在，他们找我方便。”
他希望老人和家属能够有事就找他，哪怕是不愉快的争吵。“我不怕麻烦，”陈方说，“只要来沟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陈方也有点“依赖”福利院了。身兼不少社会职务的他，却不喜欢跑到外面开会。他宁愿把福利院里的会议室腾出来，让别人“上门”搞活动。
“我人在院里，就感到踏实。知道我在，老人们也会感到踏实。”陈方知道，自己的这个“职业病”，恐怕改不了了。
